中国大事记·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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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中央致电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日,在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2月-6月中旬中国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等同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央向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余人。

3月23日-3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央曾给张国焘以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翌年4月,张国焘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特务集团。4月18日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5月2日-14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7月、8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7月8日中央发出《中国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日,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红军战士请缨杀敌。13日,中国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这个宣言强调:“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向全国同胞提出奋斗的总目标: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实现民权政治;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同时,中央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7月17日中国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举行会谈。代表提议以《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这时他实际上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国内形势,对取消苏维埃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和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等作了原则说明,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合作谈判。指示强调:“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中,上述这种改变的必要。但同时应该指出,同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的工作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

8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出布告,号召东北工农商学各界,“响应中日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此后,战斗在吉林和北满的抗联部队和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发出相同的号召。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加强统一领导,这年9月29日,吉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后来,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张寿篯(李兆麟)任总指挥。

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几国彼此进行侵略。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给中国政府以贷款,用以购买苏联的军火和军需物资。

8月22日-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共23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会议议程为:(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指出同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并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新的由11人组成,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8月23日),中央常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8月25日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十五军团为主编成,师长(1938年3月负伤离职后,陈光代理师长)、副师长、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副师长、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四万五千多人。8月下旬至9月底,3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不含第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兵团(1937年12月前称后方总留守处),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10月,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将政训处改称为政治部(处)。任命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38年1月由接任)。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中国通过这些合法机构加强了在统治区的工作,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5日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部分领导人彭德怀、、、、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等。7日,周恩来、彭德怀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谈,商定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成立第二战区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事宜。

9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正、副师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由于日军在华北以相当数量兵力沿平绥线进攻山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友军侧背,为使我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中央决定变更八路军全部去恒山的部署,改为三个师分散配置。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委员代表四人:、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战动总会”是有中国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在动员新兵、组织人民自卫队、发动群众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9月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同日,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致电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合法地位。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25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这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敌人的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9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国民政府是,还不是一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情况下,一般地就不得参加这个政府及其附属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人的面目,延长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决定指出,只有国民政府依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发布施政纲领并在行动上表现出实施的诚意和努力,容许的合法存在和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自由的时候,才能参加政府并担负行政责任。

9月29日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选集》时改题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指出: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今天的统一战线还不充实,还不坚固,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实行必要的改革,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国共双方于9月6日正式改制,此后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称9月20日正式更名改制),辖陕西、甘肃、宁夏的23个县。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央和所在地,是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追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冲破军警的阻挠迫害,奔赴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经过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学校学习以后,又走向敌后战场及其他各种工作岗位,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的优秀党员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骨干。

9、10月间同谈判,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11月中旬在武汉开始筹建,12月25日挂出新四军司令部牌子,1938年1月6日迁到南昌。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一万零三百人。12月14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南分局及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10月16日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在华北以为主的正规战遭受挫败、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以后,领导的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的政府,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并执行中国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各项具体政策。

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敌百余人。为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忻口作战,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也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支援了忻口防卫作战。

11月起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一一五师一部在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一二○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山东省委于10月中旬在济南讨论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群众抗战的指示,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接着领导了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抗日人民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并逐步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力量的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决死队是以为首的人取得阎锡山同意后,在1937年8月,以原牺牲救国同盟会主办的各种军政干部训练班为基础开始组建的。初为一个团的建制,9月间扩大为四个总队(团),进而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在抗日高潮中建立的山西新军还有工人武装自卫队、政治保卫旅和暂编第一师等部队。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但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实际上是一支由人起领导作用的人民武装。

12月9日-14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11月底刚从苏联回国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在要坚持抗战,要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和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军队求得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等的,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着重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三十余万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一起滔天罪行。

12月23日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二者合并,由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王明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发表了一些包含错误观点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王明的错误对当时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工作产生了一些坏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但是,不能把中央长江局的工作与王明的右倾错误等同。在全国抗战高潮的形势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应当充分肯定。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全军总编为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约1.3万人。新四军主要由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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