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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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尽管中国政府反复申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大洋彼岸另一个大国的有些人却始终惴惴不安,不仅制定并实施所谓再平衡的制衡战略,还借学者之口提出未来两国关系有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的可能性,这反映出某些人士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在求真求实方面做得最好的史学家。他的唯一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是政治家曾经沧海之后的往事回忆,而是古典史学中少有的在场者的实录。作者在那场震撼希腊世界的大战刚刚开始时,便敏感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都值得撰述,因此自觉跟踪战争的进程,同步记写长达27年,可谓27年磨一剑。

从今人的角度看,伯罗奔尼撒战争不过是规模很小的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并非是两霸的毁灭。事实是雅典虽遭惨败,但其很快东山再起,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并长期保持地中海区域文化中心的地位。斯巴达战后走向没落,但并未毁灭,没落的直接原因不是战争的破坏,而是因为战争胜利引起贵族阶级的骄傲和腐败,原本艰苦奋斗和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公民集体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冲击下轰然解体。

当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则是现代学者对修昔底德解释的一种再诠释,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有陷阱之说。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曾就事论事,认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战争的根源在于两个因素:雅典的崛起和对老霸主斯巴达造成的心理冲击——恐惧。至于战前雅典和斯巴达盟邦之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不过是这一根源的外延。

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喜欢用的3个术语,即恐惧、荣誉和利益。在他看来,恐惧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古代世界奉行强者为主、弱者为奴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国家都会对其竞争对手实力的增长怀有恐惧之心。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与荣誉——直白说就是“面子”,紧密相连。老霸主的威望因新霸主的崛起而受到威胁,常常在与新霸主的对峙中丢了面子。利益则意味着国家存在的物质条件,面子受损和利益受到威胁自然会引起被威胁方与威胁方的冲突。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不时有学者借用修昔底德的因果解释来说明历史上的战争起因。其中颇为典型的借用者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立即联想到自己熟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汤因比认为不同时代的两次大战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古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了一般性,战争爆发的原因自然也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他的12卷本历史哲学大作《历史研究》虽不是因为这个突发灵感才开始动笔,但与此有直接关联。

把修昔底德的解释比喻成“陷阱”的人,是现任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这是一位年逾七十的老资格学者,2012年8月在英国知识分子喜欢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标题触目惊心:“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traphasbeensprunginthePacific),《金融时报》加注的副标题更加直白:“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

文章指出,目前美中所面临的挑战同当年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面临的情形相类似。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在东中国海尖阁列岛(我列岛的主岛)表现出的日益强硬姿态是一种重要的征象。作者提出疑问:“中国和美国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时,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的解答却有乐观的成分。他认为历史上也有和平的结局,只要两个有关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在态度与行动上作出巨大的调整。他警告双方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的提法引起西方各界的注意,也引起了不少批评。美国《外交家》杂志防务分析家霍尔姆斯就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能对现实与历史进行简单的类比。美国不是斯巴达,中国也不是雅典,今天的世界与前天的世界并不相同。情况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华盛顿、北京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政治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有关崛起与衰落的简单类比。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类比,说明历史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取鉴价值。但人毕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动物,历史上的灾难与好运都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并不具有天命眷顾的必然性。所以无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合理,我们大可把它看作一口长鸣的警钟,在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时小心自己的落脚之处,不要踏入历史预设的陷阱,而这样的陷阱在发展的道路上绝不止一处。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尽管中国政府反复申明和平发展的决心,但大洋彼岸另一个大国的有些人却始终惴惴不安,不仅制定并实施所谓再平衡的制衡战略,还借学者之口提出未来两国关系有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trap)的可能性,这反映出某些人士内心的焦虑与恐惧。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在求真求实方面做得最好的史学家。他的唯一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是政治家曾经沧海之后的往事回忆,而是古典史学中少有的在场者的实录。作者在那场震撼希腊世界的大战刚刚开始时,便敏感地意识到这场战争比以往任何战争都值得撰述,因此自觉跟踪战争的进程,同步记写长达27年,可谓27年磨一剑。

从今人的角度看,伯罗奔尼撒战争不过是规模很小的局部战争,战争的结果并非是两霸的毁灭。事实是雅典虽遭惨败,但其很快东山再起,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并长期保持地中海区域文化中心的地位。斯巴达战后走向没落,但并未毁灭,没落的直接原因不是战争的破坏,而是因为战争胜利引起贵族阶级的骄傲和腐败,原本艰苦奋斗和平均主义的斯巴达公民集体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冲击下轰然解体。

当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则是现代学者对修昔底德解释的一种再诠释,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有陷阱之说。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曾就事论事,认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战争的根源在于两个因素:雅典的崛起和对老霸主斯巴达造成的心理冲击——恐惧。至于战前雅典和斯巴达盟邦之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不过是这一根源的外延。

修昔底德在讨论国际政治事件的起因时喜欢用的3个术语,即恐惧、荣誉和利益。在他看来,恐惧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古代世界奉行强者为主、弱者为奴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任何国家都会对其竞争对手实力的增长怀有恐惧之心。修昔底德认为,这种恐惧与荣誉——直白说就是“面子”,紧密相连。老霸主的威望因新霸主的崛起而受到威胁,常常在与新霸主的对峙中丢了面子。利益则意味着国家存在的物质条件,面子受损和利益受到威胁自然会引起被威胁方与威胁方的冲突。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不时有学者借用修昔底德的因果解释来说明历史上的战争起因。其中颇为典型的借用者是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立即联想到自己熟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汤因比认为不同时代的两次大战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历史阶段,古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再是孤立的个案,而具有了一般性,战争爆发的原因自然也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他的12卷本历史哲学大作《历史研究》虽不是因为这个突发灵感才开始动笔,但与此有直接关联。

把修昔底德的解释比喻成“陷阱”的人,是现任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这是一位年逾七十的老资格学者,2012年8月在英国知识分子喜欢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标题触目惊心:“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traphasbeensprunginthePacific),《金融时报》加注的副标题更加直白:“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

文章指出,目前美中所面临的挑战同当年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面临的情形相类似。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在东中国海尖阁列岛(我列岛的主岛)表现出的日益强硬姿态是一种重要的征象。作者提出疑问:“中国和美国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时,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艾利森的解答却有乐观的成分。他认为历史上也有和平的结局,只要两个有关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在态度与行动上作出巨大的调整。他警告双方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的提法引起西方各界的注意,也引起了不少批评。美国《外交家》杂志防务分析家霍尔姆斯就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能对现实与历史进行简单的类比。美国不是斯巴达,中国也不是雅典,今天的世界与前天的世界并不相同。情况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华盛顿、北京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政治决策者的选择,而不是有关崛起与衰落的简单类比。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类比,说明历史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取鉴价值。但人毕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理性动物,历史上的灾难与好运都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并不具有天命眷顾的必然性。所以无论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合理,我们大可把它看作一口长鸣的警钟,在发展的道路上大步迈进时小心自己的落脚之处,不要踏入历史预设的陷阱,而这样的陷阱在发展的道路上绝不止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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